包双龙八字2019

提起非物质文化遗产,总会让人联想到精湛的技法和头发花白的非遗传承人。如何寻找下一代传承人,如何获得年轻人的喜爱,是许多非遗面临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天津市武清区的市级非遗杨村六街静安高跷显得别具一格。它的爱好者、表演者是平均年龄30+的年轻人,最小的出会表演者只有14岁。在这个追剧、网游、社交网络

提起非物质文化遗产,总会让人联想到精湛的技法和头发花白的非遗传承人。如何寻找下一代传承人,如何获得年轻人的喜爱,是许多非遗面临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天津市武清区的市级非遗杨村六街静安高跷显得别具一格。它的爱好者、表演者是平均年龄30+的年轻人,最小的出会表演者只有14岁。在这个追剧、网游、社交网络称霸的时代里,这群年轻人在大运河畔,再次舞起了沉寂许久的静安高跷,他们扮演着戏曲中的人物,享受着锣鼓的欢快,日渐恢复着静安高跷昔日的风采。

1978年,杨村六街静安高跷队合影

仓库里翻出旧腿子

高跷腿子,前排为儿童用的迷你腿子

2008年前后,杨村六街撤村建居,村大队清理旧物,翻出了一些老木头,工人们本打算将这些木头拉走当柴火烧,刚好路过的村民马瑞鹏一眼认出,这些老木头其实是高跷腿子,他没有办法把所有的高跷腿子都留下,只能挑两副带回家。从他摸到这些木腿子的那一刻起,尘封在他童年记忆里的锣鼓点就又响起来了。

马瑞鹏

旧时杨村镇有十街,每两条街就有一支花会队伍,其中高跷会占了3个,另有小车会、狮子会,逢年过节的花会汇演是全镇娱乐生活的重头戏。后来开始寻访高跷的渊源,马瑞鹏才从老先生那里陆续听说,高跷于光绪末年随运河传到武清,至今已有百多年历史。六街所在地原是漕运码头,商铺林立,十分繁华。年节时,高跷表演活跃气氛,带动客流,演员到各商铺门前送吉语,送口彩,商铺们利润丰厚,也乐得打赏,这为六街高跷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马瑞鹏生于1989年,他小的时候,武清还有不少花会表演,哪里有演出,马瑞鹏就追去哪里看,他最喜欢高跷,喜欢看那些人物的扮相,更喜欢看硬功夫表演。等到他十来岁的时候,区里已经很难再看到高跷表演,后来彻底销声匿迹。

马瑞鹏喜欢高跷,但一直没有机会真正接触,这是他童年的遗憾。重新拿到这些高跷腿子后,马瑞鹏萌生出重组高跷队的想法。

老少一块“玩儿”

马瑞鹏开始从身边打听谁会踩高跷,这一问才发现,六街高跷队的老人就是门前屋后住着的这些老邻居,大队解散了高跷队后,老人们各自务农务工,谁都不再提起当年,但时隔近20年再有人问起高跷时,老人们难掩激动。“问到谁都特别愿意说,特别愿意教。”马瑞鹏说,老人们不光态度积极,还用实际行动支持马瑞鹏复兴静安高跷,“静安高跷的第四代非遗传人马祥明和马祥早出钱买木料,赵树余、赵建余、王金友仨人会木工,义务出工,这些人都六七十岁了,都是我们大爷辈的,他们帮我们打了第一批新腿子,大约80副。”

做高跷腿子要用沙高木,这种木头有韧性,折断时有缓冲,工地常用这种木头搭脚手架,而且这种木头轻,一支腿子1.2米,重3斤,榆木也可以做高跷腿子,但一支就有10斤重,舞起来不够灵活。

有了腿子就可以开始练习了,最初只有几个人愿意和马瑞鹏一起练,天气好的时候他们便在户外找块空地,绑上腿子走来走去。练习引来了大量围观者,也吸引来了更多新成员。马瑞鹏对加入的人没有要求,只要想加入,他都欢迎,高跷队人数最多时达到五六十人。

那时没人想过将来如何,大家把练习叫“一块玩儿”。静安高跷队的成员基本都是曾经六街的孩子,年纪与马瑞鹏相仿,他们中的许多人儿时都见证过六街高跷的辉煌,对于他们来说,高跷是回到童年的游戏,让他们感受到最纯粹的快乐。

重新出会老人看得泪流满面

第三代非遗传承人赵俊丰告诉马瑞鹏,静安高跷表演的人物来自《混元盒》,《混元盒》是明末清初的一部神魔剧本,后衍生出戏剧。混元盒高跷共有6对12个角色,男女各半,分别为头陀和尚、樵夫、渔翁、公子等。自第四代传承人起,又加入了寡妇、童子、傻子母子等角色,现在的静安高跷队共有16个角色,外加4个锣鼓,一队共计20人。表演时,先由8对人物分别登场,表演完毕后,再整体上场,表演二龙吐鱼、双龙摆尾、跑罗成、卷菜心、八字花场、穿花篱笆、满堂红等场门,最后以驮象、断桥造型结束表演。

16个角色外形、技法都各有不同,队伍初具规模后,马瑞鹏便请来了以前高跷队的老人们,为年轻人们一对一授课。看着老人们的一招一式,马瑞鹏赞叹不已,“怪不得静安高跷在武清一直很有名,这些老爷子现在上腿子还是比我们舞得好。”

1978年,杨村大部分花会相继恢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天津市全市民间花会调演中,杨村六街静安高跷荣获第二名。老人们回忆,当年大队组织跳会,全队200多人都要去试试能不能入选高跷队,入选高跷队可以挣工分,还能改善伙食,“我听老人们说,在大场上,200多人一拨一拨地筛,身段有一点不好看就被淘汰了,最后只留下20个人。大家都是农民,谈不上文艺功底,但能留下的,都是有些艺术天赋的人,他们对人物的表现都有自己理解,也有真功夫。大队也舍得对高跷队投入,几十年前置办的戏服都是真丝手绣的,上场很亮眼。”

上世纪80年代演出老照片

上世纪80年代高跷队合影

由于马瑞鹏的高跷队都是自发加入的,所以人员的流动性较大,又因为各种外部原因,高跷队的练习头几年都是断断续续的,从2013年起,高跷队的练习基本稳定下来,2014年前后,高跷队开始出会演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静安高跷下村演出老照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静安高跷演出老照片

消失了近30年的静安高跷又回来了,消息不胫而走,高跷队走到哪都有不少人围观。让高跷队印象深刻的不只有乡亲们的热情,还有许多老人对高跷艺术深厚的感情,高跷队曾在下村演出时见到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老人是听到了锣鼓声强烈要求家人把他推出来的,他拉着演员们的手泪如雨下,他以为有生之年再也看不到高跷了。那一刻,马瑞鹏觉得他做了一件对的事,静安高跷不能断。

每一个人的热爱和付出

静安高跷队目前仍是一个组织松散、全凭自愿的群众团体,每一个人都是因为热爱留在这里,是许多人的付出,使这支高跷队从“玩儿”走到了区非遗,又走到了市非遗。

静安高跷入选区非遗

包双龙八字2019

静安高跷扮相俊美,演员们出会时勾画的是戏剧脸谱。“现在给我们出会化妆的是武清小小百花剧团的李学敏老师和她的徒弟,李学敏今年七十多岁了,每次我们16个人连打脸子带盘头要五六个小时,上午的演出凌晨就得起来化妆,但是戏妆就是好看,我们和别的高跷队碰见过,放在一起比较,高下立判。”马瑞鹏说。

每次出会时,老师傅们会自发跟随,看完徒弟在场上的表演,场下继续指导改进。在多方努力下,六街静安高跷的名气越来越大,各种演出邀约不断,在尚未评上非遗时,六街静安高跷就受邀在武清区的非遗日活动上演出,马瑞鹏粗略地算了一下,在疫情开始前,一年要演四五十场。

有些遗憾的是高跷队不能走太远,有西安、上海的演出邀约,马瑞鹏只能推掉,“老人们身体不行,队里的人也不能请假太久,我们队的成员有做小买卖的,有厨师,有装卸工,反正各行各业都有,大家都是拆兑时间参加演出。”

高金明在高跷队里跳寡妇一角,他的父母曾反对他加入,“练高跷都要摔跤,但我有两次摔得比较严重,一次摔了胳膊,3个月什么都干不了,还有一次摔倒窝了心口,差点没过来,所以我爸妈都反对我跳,知道我去练习,我爸直接追出来了。但是现在他们都同意了,因为我爸看过我出会了。”

马瑞鹏和马征(中间)、高金明(右)

静安高跷队演员的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最小的出会演员马乾宇只有14岁,他是被他的父亲马征吸引加入的,马征在队里跳渔翁一角,“我一出会他就追着看,慢慢的就也喜欢了,我亲哥的两个儿子也加入了。”马征告诉记者。像马乾宇这样的“高跷二代”,静安高跷队里还有很多,马瑞鹏还特意给小孩子们打了一批迷你版的高跷腿子,谈起自己的小女儿踩上腿子就能走的天赋,马瑞鹏很是得意。

2020年静安高跷被评为武清区非遗项目时,马瑞鹏当选了非遗传承人,这些年,他不仅为振兴静安高跷劳心劳力,还尽其所能地支撑着高跷队的运转。

马瑞鹏有一个账本,里面粗略地记录着他为高跷队的支出,高跷腿子是消耗品,要随坏随做,打一副腿子几百块,服装也是消耗品,几乎每场演出后都有服装会损坏,一身衣服也要近千元,总之小到买一根扁担,大到为演出请摄像,各种花销除了区里、街里的支持,剩下的基本都由马瑞鹏“包干”,“光2019年就差不多花了10来万块钱,这些年,我个人的投入都算不清了,好在家里是支持我的,他们也认为我做了件有意义的事,而且如果没有大家,静安高跷也走不到今天。”

2021年11月,天津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名单公示,杨村六街静安高跷会入选。接下来,马瑞鹏也准备着手做一些整理、挖掘方面的工作,将静安高跷的历史和技法更多地记录保护下来。春节将至,高跷队又要忙起来了,出会是马瑞鹏最看重的事,高跷艺术来自民间,一百多年前,静安高跷因给群众带去欢乐而受群众喜爱,而发展繁荣,在当下,继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继续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为大家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这是静安高跷的最鲜活、最永久的生命力。

来源: 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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