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命的说有大孝是什么意思

引言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孟子集注》载：“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此外，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

曾子曰孝有三

明朝的行孝激励制度行孝激励制度的开创与具体措施

明朝建立伊始，明太祖朱元璋就标榜“以孝治天下”，终明一世，这都是明朝的基本国策。而明朝行孝激励制度的制定除这一原因外，还受前代宋元、儒家思想的深入发展、形成良好的社会风俗以及减少社会不孝行为等综合影响。行孝激励制度除了对孝子免除赋税、刊刻孝行、加大宣传等，还对杰出孝子给予旌表、授予官职、奉敕纂孝道书籍、免除一定责罚、给予物质奖励等举措。

归结起来，就是树立模范代表，给予奖赏，免除刑罚。因此，在行孝激励制度的大力推行下，明朝孝子具有很大的广泛性。一是地域上的广泛性，表现在两直十三布政司中均有明廷旌表孝行的记载；二是身份和地位的广泛性，如科举士子中就涌现出大量的杰出孝子，从小到地方府州县学的生员，大到高中进士的官吏，均有孝行记载。同时，明朝孝子孝行的表现形式多样，出现了许多特别的孝行。

行孝激励制度的具体事例

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旌表孝子李英之门，英邳州人，年十五丧父，家贫力作，养其母刘氏，冬寒必温衾席，母常病疽，英为吮之，数日而愈，母又病滞下，英取粪尝之，味甜，心切惊悸。事闻，诏旌表之”。孝子李英为了养母早日康复，亲自尝粪、吸浓，其孝行被诏授旌表，为世人所铭记。相同的事例还见于明朝宗、明英宗年间。

行孝激励制度的具体措施

如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太上皇帝居南宫，旌表孝子顾佛僧。佛僧，浙江龙泉县民，父丧庐墓，继母生恶疮，吮其脓以愈”。又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旌表孝子庞景华。景华，应天府上元县人，蚤丧父事母孝。母久病痢，景华尝粪味甘，哀号，吁天乞以身代母，疾遂瘳。邻弗戒于火，景华抱母号呼，所居左右前后俱灼烬，无余独母卧室三间无恙，人咸以诚孝所感，旌其门曰：‘孝行’”。

明朝还有舍身救亲孝行的记载。如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旌表孝子刘静。静，江西万安县生员，幼孤家贫，事母孝，遇贼欲杀其母，恳求身代，贼横槊剌之母。释静死，尸七日不变，后其母享年八十。额其门曰：‘孝行’”。贼人想要杀刘静的母亲，刘静以身代母死，受到了明廷的旌表。

又“陈潮，永安千户陈燦第三子，嘉靖三十六年流寇入境，燦督兵往剿，潮从行，忽贼奄至，燦被创覆地，潮以身被之，血流被体，佯死，竟负父以免”。面对险境，陈潮不顾自身的安危，最终使得父子平安，也算是上天对孝子的眷顾。这些记载都证明了明朝行孝激励制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旌表孝子刘静

明朝行孝激励制度的弊端

这一制度在开始制定、所规定的具体内容以及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弊端。因为明朝行孝激励制度的性质，更多的只是为了维护朝政的稳定，维护明廷自身的统治秩序。其激励制度的本质，不完全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和弘扬孝行，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制度的走向。

针对的目标人群不明确

按理说，明廷实施行孝激励制度，不是针对某个人或某个群体，而应该是在整个社会贯彻和实施，激励全社会崇善向善。《孝经》明确对不同阶层的孝行表现进行了分类，即把孝分为“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民之孝”五类。每种阶层所对应的孝行和责任都有着明显区别。

具体说来，天子之孝的标准最高，具有爱护教育好百姓，让天下百姓过上幸福生活的责任。诸侯之孝的标准尽管低于天子，但也应当承担修炼品行并履行管理好封国的职责，要“保其社稷，和其百姓”。因此，在履行其职责之时，要小心谨慎，时刻提醒自己，以免出现失误。同样，大夫之孝的标准又低于诸侯之孝：遵守法纪，没有言行过失。

《孝经》对不同阶层的孝行分类

同样，士孝的标准，又与大夫有别，但也强调了事父之孝与事君的相通性。而庶人之孝则强调了努力耕作、谨身节用以赡养父母的责任。但我们在明朝行孝激励制度中并没有看到类似明确的区分，整个制度的实施对象、实施群体都很模糊，并没有具体的目标人群。因此，这一方面也存在着弊端。

制定的具体标准不明确

既然是激励孝道，除了应该对实施群体明确规定外，还应该对所要达到的客观效果进行具体规定，即受激励的群体最终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层次，但在这一制度中，均没有提及。对于明朝行孝激励制度而言，制度实施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是激励哪种层次的孝行。

这对于一个制度的制定目的而言，应是首要和必备的，但奇怪的是，这一制度中均没有涉及。我们仅能看到《明史》记载中，对守墓三年的行为进行旌表、对累世同居的行为进行旌表、对侍亲孝顺的行为进行旌表……但这些评判并没有一个客观标准。

《明史》中对具体孝行的旌表

行孝激励的具体举措不完善

明廷对庐墓三年、侍亲孝顺、累世同居、为亲祈祷等行为都予以一定的奖励，以示对其孝行的鼓励。但孝子孝行除这些看得见的表现外，还有很多孝行。比如对父母的敬养，一般人很难做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孝行的最重要内容，因为《孝经·纪孝行章》云：“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

因此，敬养是敬慕、尊敬、敬仰、仰慕、敬畏等义与奉养、供养、尊养、鞠养等义的集合，表达了一种虔诚的伦理道德思想。再比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于生活中多子多孙的家庭，也应该采取具体举措予以鼓励，古时候有多子多福的说法，在古人看来，多子多孙也是孝行的重要表现。但显然，明廷的行孝激励制度中，并未见相关举措。

行孝激励的具体内容有失偏颇

《孝经·开宗明义章》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意思是说孝从侍奉双亲开始，其次是侍奉君王，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为这个社会做贡献，最后达到修身立事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在古代，光宗耀祖被认为是最大的孝行，因其不仅可以改变自身和整个家族的社会地位，而且可以光耀宗楣于天下。而自从实行科举取士起，金榜题名是光宗耀祖的最优途径。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所写

正如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所写的那样：“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居。只要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明朝科举张榜后，有关机构会将该科的主要信息篆刻并颁布天下，如乡试发榜以后则会有《乡试录》，会试发榜以后会有《会试录》，进士发榜以后则有《登科录》。

这些都是士子光耀宗楣的重要凭证。在进士中式以后，朝廷还会在国子监刊刻进士题名碑，使这些中式士子流传后世，但对于人数更多的广大乡试举人群体，则没有相关举措。对于平民来说，乡试中式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和家族的命运，不仅外表有显著的变化，而且地位比普通人高出一等，享有了一定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利。

在政治上他们取得了一定的身份，见了知县不必下跪，官府也不能随便对他们用刑，一般人见了秀才要称老爷。但明廷并没有明文规定，对那些中式举人刊刻留碑，这就使举人群体和进士群体之间有了很大的差别。毋庸置疑，进士群体比举人群体有着更为光辉的未来，但举人群体的人数更多，覆盖面更广，影响力和示范作用更大。由此可见，明廷在行孝激励制度中忽视了举人群体。

明朝旌表孝行的程序

对孝子孝行的旌表程序相当复杂

明朝旌表孝行的程序是：一申报、二覆实、三批准、四执行，最终还需要得到皇帝的认可。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这一程序实施起来需要很长时间，尤其是皇帝最终审批这一环节实行起来耗时。众所周知，明朝有些皇帝较为懒散，尤其是嘉靖皇帝、万历皇帝，更是其代表。同时皇帝每日需要批阅诸多奏折、处理繁多政务，旌表孝行对他们来说不是急迫的事，延后处理是常事。因此，孝行旌表程序缺乏灵活性。

明朝行孝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

明廷在对孝子孝行给予旌表的案例中，有大量的割股救亲等孝行，这就使“孝”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走向极端，不利于当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明朝从朱元璋时期开始就对割骨救亲的孝行进行旌表。如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徐州民王僧儿，事母孙氏孝谨，母病医弗愈，僧儿割肝和汤以进，母食之而愈，命表其门曰：‘孝行之门’”。

又如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北平府昌平县民刘驴儿、松江府上海县民沉德，皆割肝疗父疾；济南府长山县民王德儿、应天府上元县民姚金土，皆割肝疗母疾。命旌表其门曰：‘孝行之门’”。这些行为实则不应该被明廷所鼓励，朱元璋及后世朝廷虽然认识到这种行为的危害，甚至屡次颁布诏令予以说明。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如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行在礼部奏：锦衣卫緫旗衡整女，母病，笃刲肝煮液，饮之而痊，宜旌表。上曰：‘为孝之道，孔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剖腹割肝，此岂是孝？若至杀身，其罪尤大。况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傚之，岂不大坏风俗，女子无知，不必加罪，所请亦不允’”。

又如正统元年（1436年），“福建致仕都指挥佥事胡雄奏：臣于永乐间病，目几至丧明，臣男兴，刲肝以疗，臣目复明，乞赐旌表。上以其非孝亲正道，不允所请”。当时朝廷已经认定，割肝救亲非正孝，不予旌表、不应鼓励，如若不当，甚至会成为一种犯罪，严令禁止，但此种行为屡禁不止，有增无减。特别是永乐、嘉靖时期，还对这种行为再度嘉奖，鼓励割股救亲行为。

如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旌表江阴卫军丁徐佛保孝行。佛保母病笃，医弗能痊。而剖胁刲肝煮液以进。母食之，顿愈。其卫官以闻，遂有是命”。朝廷的物质、精神奖励又会让人们形成攀比之风，割股救亲的行为大行其道，使得孝行更加极端，出现更多不可思议的愚孝，致使明朝的孝道不可避免地走向愚昧化、极端化。

明朝孝子数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结语

由此可见，明朝行孝激励制度在制定与实行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从一开始就制约了该制度日后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制度还是取得了较大的成果，明朝孝子数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如《明史》中所载孝子数量为183人，超过了《隋书》所载的13人、《旧唐书》所载的17人、《新唐书》所载的21人、《宋史》所载的118人、《元史》所载的97人，大大超过了孝文化氛围浓厚的宋朝。

参考文献

孔子，《孝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81年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2009年

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花山文艺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