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辰八字有天罡是什么意思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张现水但凡细读过《水浒传》的人,对小说第七十一回排出的梁山泊英雄座次,恐怕都会持有异议,认为这个座次排得太不公平。三十六个天罡星中,有些人要文没文、要武没武、要德没德,是没有资格编入天罡的,就是把他们放在地煞之中,也得狠狠地往后排。对于这个座次,作者在书中借宋江之口煞有介事地宣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张现水

但凡细读过《水浒传》的人,对小说第七十一回排出的梁山泊英雄座次,恐怕都会持有异议,认为这个座次排得太不公平。三十六个天罡星中,有些人要文没文、要武没武、要德没德,是没有资格编入天罡的,就是把他们放在地煞之中,也得狠狠地往后排。对于这个座次,作者在书中借宋江之口煞有介事地宣布:“今者上天显应,合当聚义。今已数足,上苍分定位数,分为大小二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把责任全部推给了上天。但是读者心里都清楚,哪有什么上天,公孙胜领着一帮道士在那装神弄鬼,还不是在故弄玄虚。其中的那个何道士看过石碣后说:“此石都是义士大名,镌在上面……若不见责,当以从头一一敷宣。”还不是按照宋江、吴用事先吩咐好的在那儿瞎扯,反正石碣上的龙章凤篆蝌蚪文字鬼都看不懂,他说啥是啥。再说封口费是五十两黄金,何道士当然知道该如何装模作样。

既然如此,人们不禁要问,作者在创作水浒传时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天罡人物,他为什么不把天罡人物安排得让读者心悦诚服一些呢?其实这里边是有一定原因的,在笔者看来大致有二。

一是作者是元末明初之人(作者生平不详,也有明朝中叶人一说),他在着手创作水浒传时, 梁山泊故事在民间已经流传久远,并逐步形成了一些人人皆知的“梁山泊故事”。也就是说许多梁山故事在作者动手创作之前,已经定型了,作者创作水浒传是不能枉顾当时的这一历史背景的。他创作出的主要人物、故事情节,要大致接近于当时的“街谈巷语”,不然的话人们将难以接受,他的创作也将无法得到人们的认可。

宋江等三十六人都是历史人物,在宋史中有明确的记载。宋徽宗宣和三年本纪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又说:“宋江寇京东,侯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可见宋江之事,在当时就有威名。这种威名在民间传播开来,越传越神,越传越奇,形成了民间水浒传的雏形。南宋人龚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就完整地记载了三十六人的姓名绰号和水浒故事的一些情节,可以被看作是水浒传的早期版本。

时至元代,水浒故事更是发达,元曲中就有大量的水浒人物和水浒故事。无名氏编撰的《大宋宣和遗事》中也描写了水浒故事,其中有:1、杨志、李进义(后来作卢俊义)、林冲、王雄(后来作杨雄)、花荣、柴进、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孙立等十二个押送“花石纲”的制使,结义为兄弟。后来杨志在颖州阻雪,缺少旅费,将一口宝刀出卖,遇着一个恶少,口角厮争。杨志杀了那人,判决配卫州军城。路上被李进义、林冲等十一人救出去,同上太行山落草。2、北京留守梁师宝差县尉马安国押送十万贯的金珠珍宝上京,为蔡太师上寿,路上被晁盖、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八人用麻药醉倒,抢去生日礼物。这八人连结杨志等十二人,同上梁山泊落草为寇。3、宋江在九天玄女庙里得了一本天书,上写着三十六人姓名。这三十六人,除上面的二十人外,有杜千、张岑、索超、董平已上梁山,宋江又带领朱仝、雷横、李逵、戴宗、李海上山。此外还有公孙胜、张顺、武松、呼延绰、鲁智深、史进、石秀等,此时晁盖已死,共成三十六人。这三十六人在别的记载中,少了公孙胜、林冲、张岑、杜千四人,换上了宋江、解珍、解宝、张横四人。4、宋江三十六人受了招安,后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上述这些,奠定了《水浒传》的基本结构,也基本上把三十六个天罡星给固定了下来。

生辰八字有天罡是什么意思

总之,作者在创作《水浒传》时,三十六个天罡星,已经成了广为人知的人物,他们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心中,作者已经不好再调整改换他们了。

二是作者的创作不够缜密严谨。既然三十六个人物是故事的主角,作者就应该把笔墨放在这些人身上,多突出他们的英雄形象。但是作者没有很好的这么做,他在在剪裁、“粘贴”、重新加工流传几百年的水浒故事时,通篇统筹不够,在前后衔接、逻辑关系等方面,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这就让读者感到有些不可思议的地方。另外,有些细节也经不起推敲。比如,书中第十六回,杨志向梁中书解释押送生辰纲的行动路线时说:“此去东京,又无水路,都是旱路,经过的是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伞盖山、黄泥岗、白沙坞、野林渡、赤松林,这几处都是强人出没的去处。”杨志的这番述说是不可理喻的。生辰纲从河北大名府出发,送往东京卞梁,也就是今天的开封,两地之间基本上是正南正北方向。即便古时候的道路比较曲折,不像今天的高速公路那么笔直,也不至于“弯”到山东青州去——书中交待得明白,桃花山、二龙山都在青州地面上。放着捷径不走,挑着担子绕这么大个弯子,不是穷兜风、瞎显摆、吃饱了撑的嘛(鲁智深从五台山去相国寺也是绕了一个大弯子)。又如,宋江得知晁盖黄泥冈事发后,亲自飞马到东溪村报信,也是极为不妥的。他怎么能亲自出面干这事呢?他可是声满江湖的大名人,光天化日之下慌慌张张地来回的骑马疾驰,得引来多少人的关注和猜度,多容易暴露自己走漏风声啊。再说他久离不回,能不引起何观察的怀疑?通风报信这件事,派他弟弟宋清,甚至是一个心腹之人更好。这么明显的事理却如此处理,也不知道他怎么能当好山寨之主。《水浒传》中诸如此类的“破绽”确实太多,随便一翻就可找到一把。

一句话,《水浒传》写成这个样子,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当然主观原因是主要的。不客气地说,作者尽管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但是在谋篇布局、情节处理等方面,功夫下得还是不够,没能处理好其中的诸多矛盾,给读者一个有说服力的交待。如果作者能像曹公构思《红楼梦》那样构思《水浒传》,相信读者也不会如此地吹毛求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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